魂系桑梓:王海元纪略

王海元是我最直接的领导。这样说，是因为从大队到县里，我曾先后8年为他“捉刀”，后面4年，几近专职。为他写过的东西不下数十篇。现在回头看，除一两篇尚可入目外，其余均应“付之一炬”。因所写俱为应时之作，是把他当作“模范”而不是当作“凡人”来写，“拔高”“上线”，追求“高”“大”“全”，修成“政治标本”，难免使人厌烦。

　　现在再回到正题。今天为他写传记，无论于私于公，我都责无旁贷。好在人熟，材料熟，只需重新审视、组织即可。时下流行“谜”，这也是“谜”，那也是“谜”，简直“无谜不成书”。而这个人，却无“谜”可言，坦荡如水落石出，除身上隐藏的一个弹片外，再无隐秘可言。一生“无事不可对人言”，功过“人皆见之”。这恐怕是他做人的最大特点罢!
　　先说他的功绩。王海元恐怕是河曲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也最高的人。姑列其如下：1956年11月、1959年5月两次出席全国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0年5月出席全国民兵积极分子代表会，1965、1966、1969、1970、1975年5次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并赴周总理的国宴，1973年8月参加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接着出席中共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10次晋京，4次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集体合影，并在怀仁堂讲过话。如此殊荣，在忻州地区，恐怕再难找出第2个，在山西，也屈指可数。
    　王海元真正成名在1965年。是年11月，大记者吴象、胡青光、唐纪于在《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曲峪人奋战十年换新天》的大块文章，并配发《晋西北大有可为》的社论和关于“过五关”的5篇报告文学，王大任(省委书记)称赞其为“黄河畔上的明珠”。从此而一发不可收，王海元和曲峪成为传媒追踪报道的重点。直至1973年，来了个四十年代曾在曲峪住过的张平化(省委书记)，看了曲峪后大为惊讶，又深为王海元受到的压制不平，令《山西日报》发表他定题为《学大寨，赶昔阳，曲峪是榜样》的文章，后因有人说“这样提法置西沟于何地?”遂在“曲峪”前面加了“治山治水”4个字。此后对曲峪的宣传又起高潮，《山西日报》难记其数，《人民日报》两篇，全国农展馆、广交会都有曲峪的图文专版。王海元的荣誉和职务节节上升，从1974年至1975年2年内由大队书记升至地委副书记，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农人，粗通文字，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原因何在?偶然?“吹”起来的?都不是。伟人可以重建一个国家；一般的人，重建一个地方、一个乡村，就是英雄。王海元一生功在曲峪，他改变了一个旧曲峪，重建了一个新曲峪，做得很彻底。在晋西北贫瘠山区，是第一家；在黄土高原，也是奇迹。在90%的合作社连农民的肚皮也填不饱的背景下，曲峪的巨变确实令人振奋：4300亩新造水地，3500亩果园，6500亩森林，1500亩梯田，370座淤地坝，70万斤年水果产量，粮食年产量增长5倍(60万斤:350万斤)人均年收入增长10倍(30元:330元)……20余年，王海元至死方奋斗得这些“数字”。这些简直可以“惊风雨，泣鬼神”的“数字”，曲峪几代人为之流尽了汗水，累坏了筋骨。而王海元，在荣誉的光环下，也已“油干捻尽”，大病缠身，以57岁的壮龄，告别人世。唐诗中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正可作为王海元的写照。一个人，在事业上，在名誉上，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不朽的。
　　这同时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王海元以一“山野村夫”，何以能如此登峰造极?或曰：是合作化所造就。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合作化对任何农民机会都是均等的，但成事者却凤毛麟角。为什么?有两种情形，一种，好人，在“位”几十年，无所建树，是为“有德无才”。一种，聪明能干，行为不端，走马灯式地在领导岗位上昙花一现，是为“有才无德”。此二种，占了农村干部的大多数，是以20多年，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不景气。故要成就事业，必须德才兼备，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叫“公道能干”，也即内因是根据的道理。王海元，就是二者兼备的人物。
　　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铮铮有神，很有个性魅力，走到哪里都可以吸引一批人。从小道理讲，他人缘极好；从大道理讲，是他的人生观始终铭刻“忘我”二字，因经常地“忘”，所以也就做到了“无我”。这也正是他过人之处。
　　“无我”之一，是事事首先替别人着想，这已成为王海元的“天性”。小到家庭，他以孝悌为本；大到集体，他以“舍己”为纲。事例很多，谨举一二。16岁时，他被35军抓了壮丁。当时只需送80元大洋便可赎人。但为了父母姐弟的生计，他坚决不允许父亲卖地筹款，并说“舍了我一个，不用弟弟再去卖命，也合算”。一年后他从“国军”逃出，21岁时自告奋勇参加了八路军，4年后就成了1名英勇善战的连长。他不怕卖命，但为谁卖命，却极有选择。第二例，1955年大旱，南、北曲峪社员为争洪水浇地，先是打架，后发展到各纠集数十人，手执铁锹准备械斗。眼看短兵相接，王海元冒着被锹劈的危险，“单人赴会”，一句“有胆量的朝我劈来”便把两个领头的勇敢分子镇住。他批评了南村的违约行为，又忍让他们继续浇地，以“大仁大勇”，制止了一场械斗。这年冬天四村并大社，王海元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社长。这一选择，成了曲峪发迹的开端。第三例，堪称“大奉献”。1956年，刚刚担任大社社长的王海元雄心勃勃的治穷计划严重受挫：治山工程冲毁，树苗死亡；拦洪淤地时被雷电击死1人，击伤1人，跌断腿1人；谣言四起，咒骂王海元“为当模范害众人”之声不绝于耳。而当时，农业社穷得住古庙，仅有的一块毛毡还是王海元个人捐献。他的小孩因缝不起裤子连门也出不了。就在内外交困时，民政局来函调他到某城市纺织厂工作，正连级待遇，月薪80元。那时的80元，可以买200斤羊肉，足顶农业社8个月的分红，实在令人“垂涎”。可是王海元，思来想去，不肯辜负乡亲，他退回了公函，发誓要在这穷乡僻壤干出名堂。这一退，决定了他人生的走向，是重大牺牲同时也是辉煌的起点。他不谋自富、生能舍己的品格，终于使他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无我”之二，是他的廉洁。说到廉洁，首先使人想到的是他的“贫”。“余生也晚”，故没有再见到或听到像他那样贫寒的“副地师级”干部。家具、衣什、杂物，除了“破”“旧”之外再找不出可以形容的字眼。在地委大院，任何人的室内都比他体面，看了叫人心酸。他的穿着，除了部队赠送的一件黄棉(布)大衣外，终生没有穿过超过20元一件的衣服。最“高级”的衣料是维绵布，最“时兴”的鞋子是黄胶鞋。晋京观礼，人劝他做件新衣，他幽默一笑：“毛主席保证不嫌我穿得赖!”其实，他何尝没有爱美之心，只不过一个“穷”字把他折煞罢了!曾记4年中陪他到城市开会20多次，他连1次商店也没进过。他的“阮囊”，比我们这些干事、司机也“羞涩”得多。“现代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当了20多年总支书记，七、八年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人，真穷吗?你只要看看他曲峪的破房，你便会有第一印象：觉得他不如曲峪的普通老农。你只要算算他20年来家中人均月生活费只有7.5元这一笔帐，你更会觉得他生计的艰难。曲峪富了，但唯独没有富了王海元。他1959年被提拔为公社副主任兼大队书记后，经济待遇便与大队完全脱钩，45元薪金之外分文不取。大队补贴工、公社下乡补助，一概拒绝。拒绝换来了清贫。终他一生，家庭人均生活费没超过15元，死后还欠下1千多元债务。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染指“外财”的人物。按时下人的“推理”，如果他当时“稍微心动”一下，即使不违法纪，“脱贫”也易如反掌。可他偏偏是个“死心眼”，坚守宁可“饿死”，也不“失节”的一种信仰，自然就只有受穷了。关于他廉洁的事例，多到举不胜举，被人编排为“成套故事”的就有：“一只绵羊”“2斤猪肉”“3条黄瓜”“4个西瓜”……一个个生动感人。对领导集团内任何一点不廉洁行为，他都不能放过。一名总支委员开拖拉机替人办事接受了别人一条羊腿，王海元在总支会上当着其人以近乎挖苦的口气说道：“××吃了人家一条羊腿，不羞不气不兰兴!”“兰兴”在河曲土语中意为“羞耻”。这么一点“小事”，便使他“嫉恶如仇”，整个班子的廉洁程度，可想而知。王海元在当了县、地领导后，依然不改初衷。他批评讽刺当时借“交叉检查”之机吃肉喝酒的行为为“交叉解馋”，所到之处，禁酒、禁宴，无一处敢违犯。
　　“无我”之三，是他为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按曲峪人的说法，是“强(音绛)得异式古怪”，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还怕不叫我在曲峪种地？”让我结论，他有“五不”精神：不昧心，不投机，不苟合，不沽名钓誉，不怕犯上。其中“不昧心”是为主体，所谓“寸心不昧，万法皆明”。他从来也不办“溜官害民”的事。最有力的例证，是他1958年因“反对大跃进”而被罢官的事。“反对大跃进”在当时是个可怕的“罪名”，类似庐山会议上的“彭大将军”，弄不好会被打成“反党分子”。可是王海元这个人，强劲起来便什么也不顾了。当时上级让曲峪放两个“卫星”：一为“水上大南梁”，即引南曲沟的泉水浇南梁上的几百亩地；二为“日造万亩林”，人均每天必须植20亩树。事属荒唐，王海元当然拒绝。由此激怒上级，开会批判一晚上，停职反省。次日便有了造林的“高招”，类似飞机撒播，由数十人用各种器物将几万斤树籽到处扬撒，然后调来20几群羊七上八下地踩。最终两项工程均告失败，空耗了3万多个工、7万多斤粮食，不得不叫王海元复职来收拾残局。第2个例子，来自臭名昭著的“五项革命”，即革掉5条“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自种树、自留羊、干部补贴工、定额包工。地、县两级革委指令，违者即是“不革命”，即有可能打成“走资派”被打倒。王海元初时觉其可行，可是当一接触群众后便预感到一场对生产力的大破坏即将到来。他变了主意，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斗胆抵制的人。他“按兵不动”，并暗自测算“大寨计工”和定额计工的效率，发现其悬殊竟达16倍。但是“定额”在当时毕竟是一个反叛的字眼，他将它改为“任务工”，取代了“评思想”“背语录”的“大寨工”。至于逼迫农民砍树杀羊，他认为是“害民”，宁可丢官也不去干。大约10年以后，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王海元又成了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其实，有“先见”的人多得是，只是他们为保自身不敢出头罢了。王海元在曲峪，备受责难。例如因办了27项副业(即今天所称之村办企业)而被上级某些人诬为“美国的农业”“不突出政治”，受过30多次批评，直到1973年张平化到了才“平了反”。王海元就是这样一个既不“溜上”，也不傲下，没有一点奴颜媚骨的人物。这也许是他人格的最高尚之处。
　　有人或许会对王海元的才干提出怀疑，以为他不过是一介农夫，是靠当典型被“捧”上去的。自然，他没有上过一天学，所识几个字也是靠“揣摸”而来，做报告也会犯陈永贵把“停滞”念成“停带”一类的错误，故生字必须注音。但透过这一点看，王海元绝非等闲之辈。他不以强权，却能在20多年里将3000多口人领导得井井有条，大小干部都视他为“精神领袖”，并且功绩辉煌，遐迩闻名。没有帅才，焉能如此?他办事胸有成竹，一经决定，决不反悔。照稿宣读，他是一个生硬的报告人。可是一旦抛开稿子，就如鱼得水，能讲出许多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自造语言。”如“没有松兵，只有松将”；“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鸡下蛋，蛋生鸡，建设山区只能靠自己”；“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比如挑担子的人就比空走的人快得多”……深入浅出地将许多大道理形像化。有时出语幽默，比如1971年寺焉、鹿固坝垮冲毁曲峪1千多亩庄稼，好多人闹着要打官司索赔，王海元说“人家把肥土刮下来给你澄了4千亩好园田，你还猪八戒倒打一耙!这4千亩地有来历，它的老娘家就是寺焉、鹿固。”他具有创造性思维，比如他发明的黄河引水暗洞，据说是国内解决枯水期灌溉难题的最新科技成果。他总结出的“三个治理”“五个关系”为水保界所瞩目，可以称得上是“土专家”。
　　曲峪人视王海元为“宝贵财富”。“史无前例”中，有7名社员夜晚自发轮流站岗，怕有人暗害他。批判会上，台上他在检查，台下唏嘘声一片。最后社员们火了，齐心协力当“海元书记”的“保皇派”，“造反派”的夺权计划被粉碎。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这话用在王海元身上，也恰如其分。
　　以上是讲王海元的为人。最后再谈谈对他的评价问题。人常说“盖棺论定”，可王海元却是一个死后长久不能“论定”的人物。其原因有二：一为主观，一为客观。主观上，当了县委书记，急于使河曲尽快翻身，于是头脑发热，模仿昔阳县“想大的，干大的，大干翻身工程”，导致了两大工程——“引黄渠”、悬沟坝的失败，空耗资金320万，劳动日110万，弄得民怨沸腾，自己也陷入了困境。痛定思痛，“引黄”渠是决策上的失误：1000万元投资只是把原本低扬程的3万亩水地变为自流，沿途经过18个村庄，拆迁甚多，渠道(宽25米)占用很多土地，落差低(万分之6)淤沙严重……上马不久，已成骑虎之势，最终在两年零9个月后被迫停工。悬沟坝不留排洪渠而仅靠竖井排洪，是失败的根源。王海元一生中这两次失败使他光彩大减，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但是平心而论，王海元当书记的几年，是河曲历史上人工修梯田、打坝、植树最多的几年。客观上，他本无意做官却被时代政治推上了高位，然后又被抛下来，自然“贬值”，成为人们舆论的对象。假使他不离曲峪，决不会如此。“我本农人，奈何作官!”这是历史的错误，与他本人何干?他不谙官场“经济”，因此处处受窘，又因时代风云的变幻，被从人生的巅峰一下抛入低谷，招人病垢，最后带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最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多少年来，对王海元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时间的流驶，使人们最终冷静下来，王海元这个在河曲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人物，最终被人们承认。他在曲峪的功绩无可争议，在河曲县，也是功大于过。评价他的一生，至少应该是“二八”开罢?曲峪人，每当他们看到老树成批砍去而新树却看不到时，就想起了他们的老书记。1980年，曲峪的村民们第1次为老书记立起了碑亭。时隔13年之后的1993年3月，数千人集会东山，举行王海元新墓碑的揭幕典礼，副省长、地委书记等几十名政要专程赶来表达他们对这位人民最忠实的公仆的无限怀念。王海元的光辉形象，又重新树立起来。对王海元的评价，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王书记于我有知遇之恩。我曾经为他作了一篇墓碑文字，惜未用，今将其铭词抄录如下，以寄托我的哀思：
　　改地换天，遐迩名闻。沧海桑田，谁建奇勋?
　　舍己为公，终此一生。乡邦禔福，乾坤永存。
　　郁郁青山，归葬英灵。悠悠黄河，流彼芳名。
　　王海元是河曲曲峪村人，生于1923年2月6日，卒于1980年8月4日，终年57岁。1944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6月加入共产党，1949年7月伤残复员时任连长。1953年2月任北曲峪社长，1955年任曲峪大社社长，1959年起任曲峪大队党总支书记(直至去世)。1973年11月任县委第一副书记、县革委主任，1974年11月任河曲县委书记，1975年冬任忻县地委副书记兼河曲县委书记，1979年4月辞河曲县委书记回地委工作，1980年5月任忻县行署顾问直至逝世。（周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