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二年（1568年），明朝专门设立山西岢岚道辖河保路路守参将驻守河保营（现河曲县城），统辖桦林堡护宁寺（寺前墩）以南的河曲长城。从寺前墩到石梯子，河曲长城沿河而筑，境内黄河长76公里，长城约60公里，先后设营堡楼寨12处（楼子营、罗圈堡、焦尾城、河保营、唐家会营、杨家寨、五花城营、河会营、巡检司、五门楼寨、阳沔堡、旧县营），到清朝末年仍有楼子营、焦尾城营、河保营、唐家会营、河会营、旧县营及桦林堡营7个营城驻兵。据2007年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河曲境内现存长城墙体共有25处26721.8米（27公里），关堡17处，烽火台等单体建筑58处。

      河曲长城从历史发展阶段看，经历了烽燧、营堡、墙体三个重要阶段。根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年间之前沿黄河岸边只有烽燧，到正统二年（1437年），山西镇总兵修筑偏关的水泉堡和滑石堡，连同桦林堡、楼子营、灰沟营、唐家会、阳沔共计7个营堡，形成“黄河七堡”。成化初年王玺擢升为都指挥佥事，专门守御黄河七堡，到成化二年（1466年），修筑边墙，第一次形成了从阳沔堡到老牛湾沿河长城完整的防御体系。正统二年（1437年），山西镇左都督李谦向朝廷上表说：太原府河曲县西傍黄河，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城垣，百姓都散居荒野，每到寒冬河冻，虏寇数次入侵，都难以防御。（《明实录》原文：正统二年五月，镇守山西左都督李谦言：太原府河曲县，西薄黄河而无城垣，民皆散处，每冬寒河冻，达寇数侵，难于防御，乞俟秋成后，城之使民春耕于野，冬居于城，庶寇至可以无患，从之。）河曲长城几经修缮，贯穿整个明朝，直至清朝，除长城墙体外，其烽台、关口、营城均有修缮和守御的记载。

      所以说河曲长城由于其地处黄河晋蒙分界线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与当地的经济文化息息相关，深远地影响了黄河文化的形成，像走西口、河曲民歌二人台，其源渊与长城密切关联。

长城东西兵源流动，促进了长城沿线民歌的产生和流传

长城防御体系横跨我国东西两端，从西部的甘肃镇、宁夏镇、固原镇，延绥镇，到中部的山西镇、大同镇、宣府镇，再到东部的蓟州镇、辽东镇。根据《明实录》记载，中西部重镇之间兵源相互调谴频繁。如《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四》记载：“明成化六年八月，命延绥征进诸将，分兵就粮，游击将军范瑾，统大同兵三千五百，驻东路神木等堡；许宁统宣府兵三千五百，驻西路龙州等堡；余兵三千，驻中路，往来策应山西；宁夏副总兵林盛等所统兵，各还黄河七堡、花马池等处操守；甘凉、庄浪马队兵，留环庆操守，都督白玉所统兵，还陕西原处操守。升大同前卫指挥同知蔡瑄署都指挥佥事及山西都指挥王玺，宁夏都指挥张翊，俱充游击将军。瑄统兵于延绥，往来截杀；玺统兵于黄河七堡备御；翊统兵于花马池备御。延绥总兵官房能有疾，选将代之。从参赞军务都御史王钺等议也。”

兵源的流动促进了长城沿线军民的文化习俗的交流，也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在长城中西地区产生了大量民歌。如甘肃民歌、宁夏花儿、陕北游天游、山西民歌爬山调（河曲山曲）等等。以河曲长城为例，据《明实录》记载，当年明朝戍守黄河边境的时候，这里最早生活的大量士兵，都是从至少千里之外的南方征调而来，因为明朝实行屯兵政策，一个兵户人家的壮男去服兵役，必须到千里之外（防止逃跑），然后派驻戍边或打仗的地方距离兵营又至少是五百里之远。士兵来河曲的主要任务是巡河戍边。每年冬天黄河结冰封冻，朝廷为了防止蒙古军从河面上踏冰渡河，都要派驻大量官军巡河把守。因此这里平素，仅仅住一小部分士兵和百姓，明朝当时称为“主兵”，而每年农历十月以后，就从潞泽两府调来大量士兵来守边，到第二年三月河面消融后，士兵再返回兵营，这一部分士兵称为“客兵”。

这样一来，在明朝267年的历史中，河曲这块土地上，“客兵”每年都要往返于黄河岸畔，他们像一群过客，刚刚在这里生活半年，就必须到第二年开春返回潞泽两地的兵营。可以说，当年整个河曲的百姓和士兵每年都会处在这种“生离死别”的的情绪之中，也正是有了这种情绪，这里的人们，渐渐有了唱民歌的心境。古人云：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最早都是从口中发出的，明朝时黄河岸畔的那“生离死别”的情绪，让这种民歌如火种一般，保存下来。

长城的割裂促进了“走西口”大移民

长城在明清两朝是军事对峙和民族割裂的边界。“黄界地”和“黑界地”是从明朝时就存在的大片荒地，当年长城（边墙）南北两侧的土地由于两军常年对峙，形成了延绵千里的带状军事禁地。清朝入关后对蒙古和中原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所以对长城沿线的军事管辖仍旧沿用明朝的制度，甚至人为地对当年自然形成的“黄界地”和“黑界地”实行军事封锁，规定任何人擅自闯入禁地沿边士卒皆可射杀。

明朝灭亡时，正是北方自然气候十分干旱的时候，这也是促进明朝快速灭亡的自然原因之一。到康熙年间，北方的气候渐渐趋于正常，内蒙河套地区（当时称绥远），过去无法耕作的地方由于雨水逐渐增多，基本满足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康熙后期，全国人口已经逼近3亿，而耕地却仅有9亿亩，人均土地仅3亩，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一人一岁约需4亩之食才不至于挨饿。对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北方地区来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出于蒙古王爷的要求，清廷允许开放禁边，允许沿河一代的边民到内蒙河套一代开垦种地。但为了继续实行“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朝廷要求开垦的民众必须春去秋回，这样从清朝康熙年间，沿河一代的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边民逐渐形成了“走西口”的“雁行客”。每年农历的二月二以后，他们就像回归的大雁一样，纷纷穿越长城边口，进入河套地区，每到秋收以后，背起粮食又像南去的“雁阵”一样结伴返回“口里”。可以说，当年明朝时的那种“主兵”和“客兵”生离死别的场面再一次在黄河岸畔上出现。男人走西口抛妻别子，女人独守空房，男女相思之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河畔上的一种固有的情绪。伴随着走西口，河曲产生了数不清的民歌，也逐渐产生发展二人台的土壤。走西口300年的历史，河曲民歌二人台，真正步入了艺术历史舞台。

长城的文化价值和所有的实体文物一样，都超越了文物原有的实用价值。其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学科，也包含了气象地理等自然学科，其文化内涵价值已大于其本身，是人类体现自我存在价值的文化元素之一。（岳占东）